谭 璐

在现代白话文的发展史上，鲁迅是公认的语言艺术的巨匠。鲁迅作品中的语言，主要采用当时通行的“国语”，同时，也融合了不少绍兴的乡谈乡语成分，浸透着对故乡绍兴浓浓的乡情，具有独特的绍兴地域特色。

（一）乡谈、乡语选择的时代特征。

作为同乡，阅读鲁迅的作品，感受最真切、与心灵直接相通的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乡谈以及语言中的那一股乡情。我们所说的乡谈，指家乡话，即家乡的方言土语。明代以来，“乡谈”这个词就用来指方言土语，浙江乌程人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屡见使用。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七：“船上外水的人，见他们说的多是一口乡谈，又见日逐往来甚密，无非是关着至亲的勾当，那管其中就里？”书中“一口乡谈”即指方言。鲁迅作品里使用的语言，不是纯粹的绍兴乡谈，而是以北方话为基础又带有绍兴口语痕迹的、千锤百炼的文学语言。它记录了现代白话文发展的历史轨迹，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鲜明的时代特征。我们认为，“现代白话文”的概念不是一个超时间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现代白话文的定型，只有在政治和经济不断集中并且相对稳定的时代条件下才能够形成。本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摧毁了文言书面语的禁锢，但是现代白话文尚未定型。究竟以“京腔”、“苏白”或是其他的什么语言作为普通话的标准，当时并无明确的界定。各位作家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创作心目中的白话文作品，所以出现许多探索性的成分是不可避免的。而鲁迅正是其中一位自觉的拓荒探索者。他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写道：“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他放弃对自己不熟悉的“苏白”和“京腔”的简单模仿，选择了以北方话为基础，兼收并蓄，博采口语的道路。他主张“却将活人的唇舌为源，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坟·写在坟的后面》）鲁迅的语言态度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和自己的语言背景基础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语言风格。乡情、乡语是鲁迅文学语言的源头活水。鲁迅正是从古越河姆渡文化开始，具有七千年厚重的越文化积淀的民间活的语言里，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并且成功的熔铸了自己文学语言的辉煌。

（二）惨淡经营的“炼话”。

鲁迅是绍兴人，他的作品反映的语言特征自然带有鲜明的绍兴地域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出现在作品中，有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成分。自觉的是作者为了表达特定的绍兴文化氛围特意使用方言，如“乌篷船”是绍兴特有的用黑油油漆过的自用或专供某一家租用的小船；“馒头”指里头夹馅的面食；“罗汉豆”指称蚕豆，是绍兴独特的称呼；“空心大老”指貌似本领大、办法多的人；嬉客（或作“戏客”）指游玩者或空闲在家的人，等等。这些方言词语与用法的选用，既折射出作者对古越文化的眷恋，也从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故乡风土的深情。鲁迅对于乡语乡谈一往情深，他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当的使用方言土语，不仅有助于丰富作品的表现力，而且“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显而易见，鲁迅作品中的方言大多是经过了严格选择并加工改造过的“炼话”。例如：

１）指称某种事物的实词，北方口语里已经有了，但是不如方言相应的某个词那样简洁生动，富有形象色彩，鲁迅选择了后者。例如称谓词“大脚色”，指称负有盛名的大人物的称呼；“回头人”称丈夫死后回头再嫁的女子；“娘姨”，旧时对保姆或女佣人的称呼。又如形容词“团头团脑”，形容人长得胖乎乎的样子；“衣裤郎当”形容衣衫褴褛的样子；“死样活气”形容无精打采的样子，等等。再如有些地方使用方言动词比北方话更为生动逼真。例如《孔乙己》里“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就比“摆”、“放”、“拿”更为准确；《药》里“小拴撮起这黑东西”的“撮”字，描写聚拢五只指尖抓取物品的动作，比“抓”、“拿”、“捏”更为传神；此外，“拗”指用手将东西分开或折断；“捺”指硬摁上；“搡”指将物件故意用力急促地扔下，使对方难堪；“肩”指用肩膀扛；“蹩”指缓慢地侧移身体；“兜搭”指攀谈；“延宕”指拖延时间；“撺掇”指怂恿；“肚里一轮”的“轮”字用如动词，指心里盘算，等等，都使描写的动作显得更为形象具体。

２）表示时间、方位、数量以及某些副词的运用。例如文章中用时间词“开初”、“初初”表示起初、开始，“收梢”表示结尾；“先”表示前面的，从前的意思，有“先回”（前一次），“先世”（前代），“一直先前”（离现在很远很远的年代）；“作兴”用作时间词，既表示经常、广泛流行的意思，也可表示“有时”。又如描写船的方位，“船后梢”指船尾，“船肚”指船的中间部分；“打头”指刊物上的题字、作序，“煞尾”指刊物上的后记、跋。再如量词“边”表示约数，“二十边”指二十左右，“晚快边”指傍晚；表示多数的概念有“十十万”极言多数，“好许多”指很多很多，“多得多多”，重叠“多多”，极言其多。副词的使用也很有特色，例如“不道”表示不料，“确凿”表示的确，“作兴”用于肯定，表示可能，也许；用于否定的场合，如“不作兴”，则表示“应该”的意思，“一榻刮子”表示全部、通盘的意思。咀嚼这类方言乡语，令人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的浆声灯影之中。

３）语气词的用法也流露出绍兴的地方韵味，如“嚯，阿Ｑ，你回来了！”这里的“嚯”表示惊讶的语气；“嚯，革命党来了！”“嚯”又表示羡慕的语气。“哉”表示感叹语气，“痛哉”、“天下老鸦一般黑哉”的“哉”相当于语气词“呀”或“啊”。

鲁迅在词语的选择上多数是刻意为之，惨淡经营，而其中有些方言语法则属于不经意的流露。如“煞”用作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补语，表示程度之深的用法与北方话截然不同，象“惭愧煞人”是很惭愧的意思，“痛煞痒煞”是痛死了痒死了的意思；此外状语后置的句式用得很多。如“很不高兴我”是对我很不高兴的意思，受事语“我”置于形容词的后面；再如离合动词的句式“打他不倒”、“对他不起”来源于绍兴口语“打伊弗倒”“对伊弗起”形式；“决不定”、“保不定”用否定副词“不”离合动词等等，这些用法都是北方语法中见不到的。

    作家描写地方环境，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适当选用方言乡语向来值得称道。故乡的热土孕育了

鲁迅，鲁迅眷恋故乡，除去现代白话文草创初始阶段的特定时代因素之外，对故乡的热爱是促使鲁迅

作品大量选用乡语乡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