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蔡元培是受到各界人士公认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即使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其学问道德仍然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推崇与肯定。蔡元培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涉及到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从他一生的治学历程看，青少年时期在故乡度过的那段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里的学习、探索和研究的生涯，无疑是对他后来的学术之路产生重要影响的阶段。

一、在名师的督教和影响下，通过刻苦攻读打下旧学的扎实根基

蔡元培出生于绍兴城内的一个和睦雍容的商贾之家，虽不是书香门第，但祖父佳木公从小刻苦读书，因家贫买不起熏蚊烟，夏夜把双脚放在甏里读书的逸事，给蔡家子孙以深深的影响。蔡元培的治学道路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沿着传统的学习方式，从发蒙开始，循序以进。

当时绍兴城里经济上稍为宽裕的人家都聘请塾师到家教书，蔡家也不例外，蔡元培自幼聪慧，五岁就入家塾读书，塾师认为可教，督之甚严。所授功课每非复习到深夜，不能毕事。母亲周氏常不辞劳瘁，陪坐案侧，时以温语慰勉，免其困倦。她对蔡元培谆谆善诱，常教育他要学会“自立”，“不依赖人”。母教和家训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一日蔡元培在晚上习作，母亲觉得夜深人倦，思路受抑，便叫他先去睡觉，到黎明时再催他起来写作，蔡元培早起后竟一气写成。从此养成了终生早起而不喜熬夜的习惯。故周氏其实也是蔡元培治学道路上的一位严师，对他日后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的奠定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绍兴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都对少年蔡元培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在绍兴人民中间代代相传，象征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精神的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故事，对蔡元培成长过程中的影响更加深邃与扎实。故乡的厚赐对他性格上的陶冶更可谓得天独厚，这是与蔡元培同时代的许多名人的处境所无可伦比的，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角度而言，就连孙中山也不及他。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除读书以外，蔡元培还跟周先生识字、习字、学做对联。周先生教识字的方法与现代的儿童教育方法颇为相似，既教读法、字形，也讲字义，对句则由一字到四字，逐步推进。

蔡元培１１岁那年，因父亲病故，无力再聘塾师，于是年下半年寄居姨母家附读。自此开始，他的授业老师不断变换，按授教先后顺序，除了宿儒周老夫子和章云圃、王子庄、陈耐庵四位受业师外，尚有曾经问过学、释过疑的各位问业师，其中包括当时科举成名的饱学之士如田春农、王佐、高子唐、宋笏卿，主管科举考试的座师，如浙江学政主考祁子禾、同考官王介眉，学识渊博的书院掌门人，如龙山书院院长钱振常，稽山书院院长王继香、诂经精舍掌教俞曲园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与学界精英。昔人有言：转益多师是吾师。一个学生能直接受教于那么多风格才艺不同的名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机运。

在这么多老师中，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是六叔蔡铭恩和会稽县学生员王子庄。

蔡铭恩博古通今，治学态度严谨。他主张为学之道在于求实，如孔子所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把何谓知，何谓不知，以及如何对待知之与不知，讲得深入浅出，给侄儿以深刻的启示。尤为可贵的是，他为没有购书能力的小侄子提供了许多个人的藏书，从而拓宽了蔡元培的阅读范围。

王子庄博览群书，言笑不苟，启迪周知。蔡元培从１３岁起跟随这位老秀才学习，得益匪浅。一是在王子庄的指导下，学会了做八股文。这是５００多年间科举考试专用的形式严格的文体，是迈向科举仕途的必备本领。王子庄的教学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二是在思想教育上给蔡元培以积极的影响。王子庄经常向学生讲述明末清初那些坚持民族气节，反对横暴苛政的侠义英烈之士的故事。几十年以后，蔡元培在为王子庄先生扫墓时，尤称颂王子庄先生的学识与人品，认为“非近世闾里书师所能知也”，感谢王子庄先生对自己“策励之者尤挚”。抒发了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二、在自由阅读的环境中，找到自学成才的有效途径

蔡元培从１８岁开始，先后在绍兴城的姚家与单家担任塾师，一面教书，一面自学。这时，他已不受禁看“杂书”的束缚，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实现跨越式发展阶段。最初的兴趣在词章，以后又转向考据与训诂，在小学、经学、史学方面也都下了一番功夫。当时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俞正燮的《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等书。朱氏对于字义的引伸，对于前人只知会意，不知谐声的纠正，章学诚关于修史应有极繁博的长编，而后可以有圆神的正史的主张，俞正燮关于要认清时代，注重人权和男女平等的观点，都是蔡元培非常钦佩的。与此同时，他也写下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之议论，这都说明他在治学的道路上已经达到不固守前人的观点而刻意创新的境界了。

２０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使蔡元培的治学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事情，由于他的散文与骈文得到同乡前辈田春农的首肯，认为是可造之才，便介绍他到绍兴的藏书大家徐树兰、徐友兰家，为徐氏子弟伴读并校勘典籍，历时四年。他在这大好的读书环境里，在知识的海洋中尽情畅游，学问又有了很大的长进。而且一面读书，一面与众多的朋友切磋学问，思想很活跃。他在治学上一向反对浮夸的作风，从小养成了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读书，扎扎实实钻研学问的习惯，终生与书本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他曾回顾说：“自十余岁起……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他特别赞同章学诚的治学之道。认为章学诚“书里面，对于搭空架子，抄旧话头的不清楚的文弊，指摘很详。”正是这种自幼养成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学方法，使蔡元培在学术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三、在寻求西学的探索中，不断拓宽知识的领域

蔡元培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后，如果循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完全可以跻身于达官贵宦的行列。但是，封建的经典教义已经不能束缚这位淡于功名利禄，一心追求进步的青年。而直接促使他摆脱传统旧观念，吸收西方新学的是１８９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廷朝政的腐败，导致中国的惨败，使蔡元培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为救国图强求索新知成为他学习上的最大动力。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开始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蔡元培的读书兴趣已经扩大到西方哲学思想和政治理论方面。他以极大的热情，阅读了这方面的论著，其中包括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电学纲目》、《化学启蒙初阶》、《星学辩证》、《农家新书》等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倡导学习西方的著作如郑观应的《醒世危言》，梁启超的《西学书表目》，汤寿潜的《蛰仙危言》等，也成为蔡元培的必读书籍。为了报仇雪耻，他还特别注意阅读介绍日本振兴国力方面的书籍，如《日本新政考》之类。

没多久，通过中文翻译书本来了解西方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渴望。为了读懂原著，他决心自学外文。当时他认为西方文字比较难学，非三五年不能通，而且书价很贵，而日文则自学半年就可以有效果，于是从１８９８年夏天开始，与家乡的几位好友一起学习日文，很快就可以“硬读”日文书籍，练习翻译文章，终于达到从初识日文到通晓数国语言，集东西方两大文化于一身的最高境界。

古今中外学业有成者的经验证明：一个人要在学问上有成就，必须既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蔡元培就是如此。回顾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学习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早期的治学轨迹：由传统方式入手，经过勤学苦练和严师教导，先在旧学上植下深厚的基础，又通过几年的自由阅读和研究，不断用新知识，新思想充实自己，达到融会贯通，出神入化的程度。他挂在书房里用以自勉的条幅上写着“学不厌，教不倦”，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写照。而个人的治学又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与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吸取外来的进步思想和先进经验为我所用，才能象蔡元培先生那样，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在学问与道德人品上都堪为人师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