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蓉，晚号定甫，别号离垢居士。先世本姓钱，原籍浙江长兴，自祖父辈值明季乱离，流徙江西铅山，为蒋姓嗣子，始改姓蒋。蒋士铨自幼家境贫寒，父亲精刑名之学，长年奔走在外，从小跟随母亲寄居于外祖父家，母亲教他认字，授以四子书《礼记》、《周易》、《毛诗》及唐宋人诗，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二十二岁为诸生，二十三岁举于乡，十年后得中进士。尽管蒋士铨殿试二甲十二名，朝考钦取第一名，但实授的是庶吉士，三年后为编修，以后虽一度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他声誉日起，名公卿争以相识，却多年居官不迁。乾隆二十九年（1761）深受乾隆器重的江西同乡、时任工部侍郎的裘曰修举荐他“入景山为内伶填词，或可受上知”，而蒋士铨却“意不屑屑”，不原为显宦效劳，违背自己从地方官做起，实现兼济天下的宏原，于是一气之下，愤而辞职，治舟南下，侨寓南京。然而南京也终非久留之地，家乡又无田地可资生产，恰在此时，浙江巡抚熊应鹏致书延请他主讲绍兴蕺山书院。绍兴是明清时期浙东文化中心，王阳明、刘宗周和浙东史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皆活动于浙东。蒋士铨欣然同意，遂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夏应邀前往，翌年，举家侨居绍兴蕺山天镜楼，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担任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为止，中间曾到杭州崇文书院讲学两个月，曾返江西铅山祭扫祖墓，前后担任蕺山书院山长达六年时间。他悉心教授生徒，奖掖寒俊，为绍兴府培养了一批才学之士。在致力于山长份内事外，他还一再致书宁绍台道建议重修绍兴三江应宿闸和萧山富家池石堤，广交绍兴贤达，公馀，游览绍兴人文胜迹，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积累了戏曲素材，为其后来的戏曲《桂林霜》、《冬青树》的创作作了准备。蒋士铨在绍兴期间，居住在风光秀丽的书院“天镜楼”中，面对如画的山川，和当地名士与生徒的交往，是其一生中感到最愉快最自在的时候，他曾在《还蕺山作》诗中写道：“鉴湖倘许赐臣老，杭州虽好吾能抛。”

　　蕺山，位于绍兴府城东北部，“山产蕺，越王句践从赏粪恶之后，遂病口臭，归国后尝采食之，故得名。晋王羲之曾于此卜宅，后捨宅为戒珠寺，故又名王家山、戒珠山。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戒珠寺宇泰阁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千余人’”乾道间（1165—1173）韩琦六世孙韩度隐居讲学于此，名相韩旧塾。明末，刘宗周在此讲学，名蕺里书院。后为优人所居，供唐明皇像于其中，号老郎庙。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知府俞卿捐俸赎回重修，改名蕺山书院，置学田，延良师，持续近两百年左右。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全祖望曾应绍兴府太守杜甲之邀出任蕺山书院山长。乾隆三十一年六月蒋士铨至绍兴主讲蕺山书院，其《蕺山书院》诗写道：“採蕺人何在？当年内史家？桥存题扇迹，池剩浴鹅洼。万井当楼见，群山抱郭遮。地从人境别，心到上方遐。讲席依峰拓，名贤接重夸。……敢立名山业？先攻美玉瑕。修途相砥励，疑义共爬梳。伪体搴群帜，游谈绝众哗。……育贤吾道长，养士国恩奢。仆病归无用，人才信有涯。愿书忠孝字，朝夕语侯芭。”表示要全力教授生徒，为国家和地方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其《揭蕺山讲堂壁》云：“竭忠尽孝谓之人，治国经邦谓之学，安危定变谓之才，经天纬地谓之文，海函地负谓之量，岳峙渊渟谓之器，光风霁月谓之度，先觉四照谓之识，万物一体谓之仁，急难赴义谓之勇，遗荣远利谓之廉，镜空水止谓之静，槁木死灰谓之定，美意良法谓之功，媲圣追贤谓之名，安于习俗谓之无志，溺于富贵谓之无耻。”可见其非常重视对生徒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学业的教育：上面提到的“人”、“仁”、“通”、“廉”可视为思想道德方面的要求，而“量”、“器”、“度”、“静”、“定”、“功”、“名”则可视为修养方面的要求；同时也十分重视生徒的学业。“学”、“才”、“文”、“识”方面的要求。蒋士铨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儒家忠孝节义是其立身之本；儒家宣扬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理想人格，是蒋士铨的行为楷模。他非常强调“君子所恃立身以立国与民命者，只此浩然正气耳”的人生目标，为此把它作为教育生徒的目标、方针，张贴于蕺山讲堂墙壁，让人明晓。他于乾隆三十年（1768）春应浙江巡抚熊应鹏之邀，主讲杭州崇文书院期间写的《杭州崇文书院训士七则》，针对当时“师既无道学相关之心，弟各负揣摩自熟之见”等“教与学之陋习”，提出“立志”、“洗心”、“道学之辨”、“择交之法”、“毋存菲薄万物之见”、“当存万物一体之心，”这不仅仅是对崇文书院师生的要求，更是对绍兴蕺山书院师生的要求，因为“训士七则”是其在蕺山书院任职一年半以后，赴崇文书院讲学时提出的，其中“教与学之陋习”和“立志”、“洗心”等主张，其实是其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教育实践的总结和概括。他始终坚持将“立志”、“洗心”、“奋志纯修”放在首位，否则“若不知为学之本，专工文字，是自等于匠艺之贱，不过求其技术之可绐人而获利也。”反对单纯地研习文化知识。他主持蕺山书院一年半时间的效果，在《覆山左李大中丞清时书》一文中有清晰的反映。李中丞，即李清时，福建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从孙，乾隆三十二年七月迁山东巡抚。蒋士铨与李清时兄李清芳友善，故李清时盛情邀聘其往山东。“忽奉大人先生之名，遂兴泰山北斗之怀。岂厌故而喜新，实久静而思动。况执经开府，可长楫于君侯；而侍坐春风得取材于长者。”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赴山东，“爰草札以辞两浙中丞，遂束书而别山阴弟子，不料哄堂鼓噪，长跪两阶，伏地号眺，同声一哭。谓先生若去，誓以死争；倘来使强邀，便同仇敌。……某虽存不忍之心，已决必行之志。我则佯为许可，彼乃窥见本怀，群奔两邑之庭，双挽二侯之驾，曰：‘郡无太守，公须一行；人夺经师，我宁两立？’县令乃飞舆莅止，广文亦驰马来临。跪拜一堂，但增踧踖，唏嘘满耳，只益徬徨。”蕺山书院学生如此动情挽留，府县地方官员出面恳请，充分说明了蒋士铨在蕺山书院山长任上的工作成效深入人心。乾隆三十三年正月，蒋士铨至杭州欲转道山东，不料李清时病重，于是应浙江巡抚熊应鹏邀请，主讲杭州崇文书院两个月，后仍回绍兴主讲蕺山书院。

　　蒋士铨对书院的教学与管理要求严格，讲究原则，对生徒却平易近人，谆谆教导，和蔼可亲，师生之间情谊深厚。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下旬暂离绍兴回南京接老母写的《蕺山别诸生》：“结束归装五两轻，暂抛楼外越山横，平分小别关河意，一种斯文骨肉情。终岁勤劳归雪案，寒宵攻苦仗灯檠。依依定有相思梦，还逐江潮早暮生。”抒发了对学生的关爱之情。学生钟锡圭，字介伯，山阴县蕺山人，曾至天镜楼蒋士铨家，“君携脡脯来，请业能黾勉”，并被蒋士铨“延为孺子师，三雏羽毛短”。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蒋士铨将赴山东应聘，“我欲挟君去，汗漫历东兖”，“我子君弟子，对泣废餐饭”双方建立了深厚感情。钟锡圭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著有《西樵集》。学生余霖，余姚人，“谒我蕺山麓。涕出悲不任，谓公具手笔，乞为《雷门吟》。亡兄名余震，雷门乃其字。”“我为一一书，教义可云止。”《雷门吟》乃应余姚秀才余霖之请而作。沈荣锴，字皆金，号宝庵，萧山诸生，著乐府古诗《应弦集》，蒋士铨为之作《沈生拟古乐府序》，又为之赋《沈皆金秀才荣锴洞庭烟水图》、《鄂清风波图再为皆金作》七律诗。李尧栋（1753-1821）字东采，世居上虞，后迁山阴赵墅。乾隆三十三年（1768）蒋士铨作《李二郎尧栋诗》称扬其“背诵六经如泻水，下笔春蚕食桑纸。骅骝之驹走千里，无人不道佳公子。学使心折冠一军，叹息儿子徒纷纷。……紫禁谁呼小太白？明年身惹御炉香”予以勉励。果然，李尧栋于三十五年中举，三十七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永乐大典》纂修，典试官，累官至江苏，云南、福建、湖南巡抚，云贵总督。宗圣垣（1753-1815）字芥帆，又字介马风，会稽人。少年时曾师从刘文蔚、蒋士铨，以诗画等交游。乾隆三十二年（1767），宗圣垣才十五岁，蒋士铨作《两闲人图为宗介帆童二树作》称其“静者有宗生，能闲思故清。两人方落落，万物苦营营。”还有《百字令·宗芥帆秀才听雨图》、《贺新凉·宗芥帆惜花起早图》、《贺新郎·咏美人题红图为宗芥帆作》等词。宗圣垣果然不负众望，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中举，历官雷州知府，著有《九曲山房诗钞》。

　　蒋士铨六载于越，除悉心教授生徒，奖拔寒俊外，还致力于山长的份外事。针对越中河流壅阻的状况，蒋士铨视自已也是越城居民，主动向绍兴太守张椿山上书，建议“饬一诚实小官，查丈附近河身，有稍宽者，押令空船分泊各岸，不得聚此一处，严禁叠泊，仍不时往查，犯者杖船侩总甲及船户。又立禁碑，大书深刻，嵌立小江桥下，永垂严厉。”表现了他已融入越城居民之中，切实关心民众的生活。

　　乾隆三十五年元旦，蒋士铨陪同绍兴太守张椿山前往杭州，途径萧山富家池海防，亲见富家池土堤千百丈，由于“海水侵蚀，沙岸偪堤只数里，风潮披猖，一堤如短垣，苟啮而踰之，越州数邑殆矣。”灯下与太守谈论，“若能建石堤三十里，则数邑田庐，万年安奠。然计帑十万，恐大宪难于入告，某慨然久之。”第二天抵达院署，蒋士铨摆事实，讲道理，建议宁绍台道潘兰谷观察筹画决定，“与为请恤于他时，曷若预防于今日。”蒋士铨据老人言：绍兴“三江应宿闸石脚松动，坼罅如裂缯，虽两板层蔽，而奔澜激箭，透漏曳喷缕缕焉，及此不重加修建，他日之祸烈矣！”并数次向绍兴太守，宁绍台道上书，建议立即筹画修复。

　　并一再申明：“某局外迂生，何关痌痒，猥以食越人之粟已五年矣，则视越人如一家焉。”拳拳之心，感人至深。《清代七百名人传·蒋士铨》也载曰：“乞体后，主绍兴蕺山书院，时越中富家池，三江闸，日久湮废，士铨力请大府，借帑营治曰：‘事虽非山长责，然食越粟，则视越人如一家也。”充分表现了蒋士铨关心民瘼，与民休戚相关的思想品格。

　　蒋士铨还热心参予绍兴地方的文化建设，以期彰扬传统的文化道德。余姚龙泉山王文成祠中，旧祀其父尚书公德辉先生于旁舍，不合礼制。乾隆三十二年经朝廷批准，迁尚书公主于文武享堂后宫，都人推荐蒋士铨作《移祀进封新建伯南京吏部尚书王公记》。蒋士铨推崇忠义，一生中服膺刘宗周、倪元璐，他曾说：“明末绍兴具宰相才者二人：一刘公念台，一倪公鸿室。”乾隆三十二年，好友刘文蔚出其收藏的先祖刘宗周遗像，蒋士铨欣而作《刘念台先生像赞》：称其“历官十阶，八去其位，君子之仕也，故难进而易退。……进则建言，退则讲学，公自完其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好友平圣台出示其收藏的倪元璐古文手稿，交给蒋士铨说：“此吾乡先生倪文贞公古文，公玄孙安士秀才之藏本也。弗梓，将散亡。”为此，蒋士铨“集同志醵钱若干缗”，亲自过问，安排，“缮写定本，编定次序，择日开雕。”蒋士铨亲自为其文集作序，作跋并作传，称扬“公之文章，即公之德业也；公之气节，即公之功名也。”“是皆学道有得之人，故能明道、载道、达道，以殉于道也”。为绍兴后学研究、学习乡邦文献保存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