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惟于
从1957年5月至1998年6月，我先后担任绍兴县、市政协委员长达 41 年之久，这期间除了“文革”祸乱时，政协被迫停止活动，我则下放劳动，不得不虚掷光阴之外，其余的年代里，我有幸在政协这个民主、团结的大家庭 中，在领导和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在政协同仁的相互帮助下，得到了锻炼 与提高，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几十年中，我参加过数以百计的政协大小会议 等各种活动，熏陶濡染，润物无声，促使我以一名政协委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而自勉自励，尽心尽力地去做好岗位工作和社会工作。通过政协这个舞 台，融入了为国家为家乡共作贡献的热流之中，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一条跟上时代追求进步的人生之路。饮水思源，我热爱政协这个组织，把它当作了自 己的家，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几十年中，我与政协的文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在1959年，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宴请60 以上委员时，号召大家把“亲历、亲见、亲闻”的丰富阅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从此这项深具统战特色 的文史资料工作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绍兴是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的古城，文史资源十分丰富，绍兴政协也成为开展文史工作较早的单位之 一。当时我在民革绍兴市委会工作，与统战部、政协、民盟、农工共五个单位 同在解放北路原益益新菜馆旧址的一座沿街楼房内办公。由于我兼任政协 社会联系工作组的副组长，而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又多系社会老年人士，领 导上就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先是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工作，走访了不少知名人士，主要是宣传文史工作的重要意义，消除作者不必要的顾虑。以后 逐步开展了组稿、审稿、送稿等具体工作。先后征集到《秋瑾遗事》、《陈伯平史略》、《绍兴的锡箔业》、《金汤侯七十述怀》、《商务印书馆编辑杜亚泉》、《绍 兴艺人》、《中医世家曹炳章》、《绍兴银钱业概况》等一批质量较高的文史稿 件。因当时市、县一级政协均不出书，所有稿件均转送给省政协，由他们择 优刊登在各期选辑上，绍兴的录用率是比较高的。每篇稿件我都逐字逐句 地仔细阅读，有时还与作者商量，作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由此而逐渐积累 了不少乡土知识，我开始走进文史工作的圈子。可惜不久，“文革”狂飙袭来， 这项工作也随之中断。
从“文革”后期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市文管会工作了将近十年。出于工作上的需要，我阅读了库藏的不少地方文献，走遍了各个文保单位，后来 又参加了省文管会举办的古建学习班，先后主持了大禹陵和青藤书屋的维修工程。这段工作经历，对于后来我长期从事政协的文史工作是大为有益 的。
1985年，我担任了市政协一届副主席，后来又兼任文史委员会主任，这 既是领导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也深合我的志趣。由于有过一段文史工作的经历，工作起来比较顺手。我认识到政协的文史工作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巨大作用，特色明显，任务光荣，对待这一工作我能做到全力投入，专心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征稿的范围和题材不断扩大，写稿人员也 在增加，由过去多以人物类为主，逐步向政治、经济、文教、社会类推开，先后 征集到《回忆周恩来总理》、《邵力子先生家世与前期经历》、《古越藏书楼创 始人徐树兰》、《绍兴师爷的兴起与衰落》、《百年老店震元堂》、《平水珠茶史 话》、《我在省立绍中十年》、《潘连奎史略》、《辛亥老人陶冶公》、《绍兴酱园遍 全国》等一大批颇具史料价值的稿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也有“三亲”史料可写，我从过去只劝人写稿的组稿人演变为自己动笔的撰稿人，更 何况，以身作则是推动任何工作最所必需的。我写了《青藤书屋的历史见闻 与书香不断》、《大禹陵庙维修经过》、《爱国老人朱仲华先生》等稿件。市政 协每年按时出版一辑文史资料，累计已达百余万字，质量不断提高，为研究 绍兴的近代史，提供了有用的史料，博得了广泛的好评。1995 年我被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评为优秀文史工作者，这一殊荣对我来说，实在是愧 不敢当，曾经汗颜久久，但对我的鞭策确实是巨大的，我将所得奖金捐给了 正在修建中的周恩来纪念馆，以表达我对这位人民的好总理、绍兴的杰出乡 贤、政协文史工作的倡导人无比崇敬之忱于万一，并下定决心，要在文史工 作岗位上好好地干下去。
政协的各项工作归根结底都是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文史 工作也不能例外。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众多名胜古迹急待重修， 尤以文物、城建、园林等部门的工作最为繁重。他们人手少，资料缺，遇到许 多难题，纷纷派员到文史单位请教咨询，对此我们总是热情接待，尽量提供 一些有用资料，但终嫌力量单薄，未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做到主动配合 并力求资料完整，我们成立了由十余位熟悉乡土文化的人士组成的咨询小 组，每次选定专题，集思广益，热烈讨论，“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最后由 我执笔整理，先后编写了《绍兴城内三山的建设》、《古城河道》、《大禹陵与禹庙苍松》、《香炉峰与炉峰烟雨》、《名胜古迹的楹联匾额》、《吼山与柯岩》、《鉴湖》、《蔡元培与绍兴》、《舜王庙与曹娥庙》、《府山的综合开发》等二十余期 咨询资料，每一期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内容详实，史料可靠，还同时提出利 于操作的各种建议，每期印发 200 份，分送各有关部门，义务奉献，不取分文 报酬。这些咨询资料备受各方赞誉，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也使文史工作为经 济建设服务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
文史资料中常有不少关于绍兴山川胜迹、名优特产等方面的内容，既是 有用的史料，往往又是读者最所喜闻乐见的，但多散见于各篇，零星记载，语 焉不详。物华天宝，绍兴是著名的酒乡、茶乡、桥乡、兰乡，这样特色显明，内 涵丰富的题材是值得深度开发的。经过酝酿讨论，大家认为编写越文化系 列丛书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第一本是《绍兴酒文化》，从历史沿革，生产工 艺，名品如花，酒俗酒谚，咏酒诗文，酒店风采到名厂介绍共有十余章节，我 承担了书中《绍兴酒与鉴湖水》、《绍兴的酒店》这两章的写作任务。此书内 容充实，史料详尽，文笔流畅，雅俗共赏，具有较高的资料性、知识性和可读 性。出版以后，博得了普遍的欢迎和甚高的评价，前来索要者络绎不绝，如 今，这本书已是洛阳纸贵，一书难求了。《绍兴酒文化》的成书印发，是文史工作的一次延伸。同时，打响了第一炮，为以后的编完丛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党派换届等原因，我迟至 1998 年 6 月才办退休手续，当时我已是 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与许多老年人一样，难免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之感，今后如何打发岁月，如何减少落寞感成为我首先考虑的问题。正 在此时，又是政协指引我走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道路，我 连续担任了市政协文史委的特聘委员，接着又参加了市政协的文化策研室 和政协之友社的文化咨询组，有了充裕的读书和思考时间，有了发挥余热的地方，我的退休生活过得较为充实。退休之后，依然与政协文史工作保持密 切联系，可谓缘谊不浅。十多年来，我每年撰写几篇文史稿件，每篇都花一定的时间与精力，尽量做到真实详尽，言之有物。按照文史委的工作安排，我及时完成了《绍兴茶文化》、《绍兴越王城》、《绍兴大禹陵》、《绍兴老字号》 等书的部分编写任务。在朱元桂同志的带动下，我参与了环城河景点、大环 河、曹娥江大闸、鉴湖景区的文化布展工作，先后为风景名胜、桥梁建筑、新 建校舍、园林小品、丛林古刹等撰写碑记、楹联、匾额约计一百余方，为传承 乡土文化，提升文化品位稍尽绵力。此外，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围绕历史文 化名城建设这一课题，我曾给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过多项建议，这些建议多 是通过政协转送的，虽系愚者一得之见，却常被采纳，特别是亲眼目睹府山 上蓬莱阁与范蠡庙的次第重建竣工，令我喜不自胜，欣慰不已。2002 年我被 评为市退休干部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05 年又被评为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先进个人，2005 年和 2007 年被市政协评为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与市民献 计最佳十策之一。晚年享此荣誉，欣喜之余，亦深有不安，自念已是耄耋之 年，难以为报。今后唯有追步众多乡贤爱国爱乡的精神，认真学习，继续努 力，只要一息尚存，愿为建设“美丽绍兴”再添一砖一瓦，这已成了我的中国 梦。我想，此一好梦一定会圆的。
作者：第四、五、六、七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绍兴市政协副主席 | 
